胡焕林回忆录 

口述 胡焕林   整理 花克强

我叫胡焕林，1928年九月初七生于河北省行唐县上安里村。上安里村距行唐县城30多公里，距口头镇16公里，四周群山环绕，是比较偏僻的村庄。我们家在村里不算富，但也不算太穷，父母勤劳，持家有方，家里有30多亩地，每年打下的粮食也能够吃。我六七岁就下地劳动，经常到山上拾柴割草。1940年5月参加工作，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参加过大小战斗百余次，多次负伤，于1984年在黑龙江友谊县离休。

家庭概况

现在先把我家的基本情况向大家做个介绍：我爷爷兄弟两个，我爷爷是老大,名字叫胡大山，有六个儿子。我大伯叫胡秉河,二伯叫胡秉连，三伯叫胡秉文,四伯叫胡秉信，我父亲老五胡秉珍，六叔胡秉忠。我叔伯兄弟一共十个，我大伯家大哥胡锡林的儿子胡维翻原来担任过山西省临汾市委书记，现已去世了。二伯胡秉连有一男四女，二哥胡庆林1938年加入共产党，在行唐县委会任敌工部长，改名叫胡思，天津市解放后任市委副书记，在1976年10月16日病故，我当时接到胡思二嫂的信才知道这些情况。三伯胡秉文二男四女，老二胡多林在行唐县一区当区长，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死了。四伯胡秉信有一个儿子五个女儿，五女儿住在北京曾在银行工作，现在孩子都83岁了。六叔胡秉忠在1940年6月病故了。我父亲是老五，叫胡秉珍，我大哥胡祥林、二哥胡经林，我叫胡焕林，四弟胡国林，还有个姐姐名叫顺妮，有个妹妹叫美妮。

我二爷爷叫胡大岗，三个儿子，老大叫胡秉荣，老二胡秉义，老三胡秉谦。

我胡秉荣大伯有五个儿子，老大胡兆林，老二胡瑞林，老三胡书林，老四胡重林，老五胡忠林，他们五兄弟都是我的哥哥。胡兆林大哥1936年以前在甘肃省工作，1947年2月北平和平解放后在北京工作，1968年前还经常和我通信，因为她女儿在农场是下乡知青，1980年后再无联络。如果活着，现在已经108岁了。二哥胡瑞林，抗日战争时期任本县武装部长，自从四九年南下后就没了音讯，可能也不在人世了吧。三哥小名叫老书，1955年部队复员回家，也病故了。老四哥要是活着，今年有97岁，1936年外出后，从来没有给家里通过信。五哥胡忠林，1938年参加八路军，1947年在部队任团参谋长，1947年在河北省清风店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8岁，2011年4月清明节五哥的女儿到行唐县上安里村给他父亲上坟，还建了一个石碑，又请本村里的乡亲吃了饭，五哥的媳妇名叫侯东芬，在抗日时期是行唐县妇联主任，现在也已病故了。

二叔胡秉义在北京居住，因为他妻妹是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的妻子，依这个关系二叔胡秉义全家人都到了北京。

三叔胡秉谦，1945年是小学教师，1951年也入朝作战做后勤工作，1958年转业到黑龙江省852农场在粮食科工作，1963年调到铁力县林业局工作，2006年时我听说三叔家老一辈的人都病故了，只有他大女儿喜兰子的情况一直不明。

不幸的童年

我家有十口人，父亲母亲，大哥胡祥林，二哥胡经林，我胡焕林，四弟胡国林，姐姐顺妮，妹妹美妮，有两个嫂嫂。1937年7月7日，在北京卢沟桥，日军要过桥，国民党29军不让过，结果就开战了，这时是上午10点钟，经过两个月的激战，日军占领了卢沟桥。农历八月十五，日军占领了我行唐县城。这时国民党政府军已顶不住了，老百姓到处乱跑，学校也解散了，老百姓都不敢在家住，晚上就住在山里。这期间母亲还在病重中，腰腿疼，由父亲和大哥抬着母亲到山里，很快国民党的县政府也解散了。在1937年腊月初九晚间母亲病故了，全家人都哭着到庙堂烧纸，这时本村的一些近亲和朋友都来到我家，过了一个小时母亲又生还了，不停地喘气，还说了两句话：你奶奶是腊月十二走的，我也是那天走。说完就再也没有言语，到中午时这些近亲都要回去吃饭，走到院子里都哭着说如果我婶子这病不好，这些孩子们可是要受罪了，当时我大哥23岁，二哥19岁，姐16岁，我10岁，弟6岁，妹3岁。到了农历十二月十二日母亲真的不出气了，再也没有生还。第二天这些远近亲戚和朋友都来了，有很多人，哭了两天后，全村的人送我妈到坟上安葬。可是只有十六岁的姐每次到坟上都哭到天黑。给母亲烧五七纸那天，姐都晚上9点了还在坟上哭，这时胡锡林大哥到外头办事路过，听见哭声才把姐劝回来，姐姐长年想妈在1939年7月6日患重病去世了，享年18岁。死后找了一个婆家也是18岁病故的黄掌头村的小子合葬，四弟打的英碑幡，村里人帮忙将姐的尸体安葬在黄掌头村。到现在已经72年，我一次都没去看过我姐的墓地，想起来很惭愧。

1938年春天，共产党才来到咱们行唐县，把原来国民党遗留的散兵和原政府人员重新组织了一下，并组织了县大队县政府、区乡各村民兵自卫队、儿童团、妇女会，又组织战火文艺工作团，演唱各种歌曲，歌唱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国共合作中国不会亡等歌曲，又唱海陆空军总司令蒋委员长人人敬，我10岁在儿童团领着唱歌颂蒋介石的歌曲，还受到上级的表扬。

当年我10岁，任本村儿童团小分队队长，那时候是四月四日儿童节（农历），在全区的歌唱比赛中我是本村的领唱带头人，歌唱二十九军的士兵忠心为国人心齐，还有国民党共产党两党合作中国不会亡等多种抗日曲目。可在外边是这种欢乐的气氛，一走进家里想起病故的母亲和姐心里又痛苦起来。1941年阴历九月二十一，父亲又不幸病故了，我们成了无依无靠的苦孩子。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张学良为求自保不肯抵抗，整个东北军一枪未发，即让出了沈阳城。日军得寸进尺，4个多月内，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部沦陷。日本强占东北后，中国人民就开始了武装抗日的斗争。8月13日，日军又进攻上海，同样遭到国民党守军的顽强抵抗。至此，中国结束了对日本侵略者步步退让的不正常状况，开始了有组织的全面抗战。

参加革命队伍

1938年我参加了行唐县战火儿童团，我们唱的歌都是鼓励人们抗日的歌：

亡我国，灭我种，还要杀害我同胞。

二十九军的士兵，忠诚为国不候人。

齐奋起，下决心，英勇奋战在平津。

国民党共产党，两党合作不会亡，

共同站在一线上，共同抗日，共同保家乡。

还有《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等等抗日歌曲。

1940年五四青年节，在河北省行唐县口头镇（当时的县政府所在地）召开纪念大会，参加大会的都是儿童团员、青年自卫队员。当时全县一半是日本鬼子占着，一半是共产党八路军占着。我是村里儿童团小队长，在大会上，带领儿童团员们唱歌。大会一开始，由县长讲话，后由青救会主任讲话，最后由武委会主任赵久峰动员青年参军打日本鬼子。我当时就报了名。

检查完身体后，征兵的说我太小，不要我，当时我才12岁。可我说什么也不回去，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参军，我说为了吃饭。工作人员就大笑起来，说，这小孩什么都好，就是太小了。这时的武装部长叫贾平，他知道我是县委敌工部长胡思的弟弟，把二哥胡思找来，经过协商，把我安排到县委党校当通信员。虽然没有当上兵，但是在县里工作也还好，以后还有机会参军，从这时起，我就离开了我那苦难的家乡。

1942年秋季，日寇又对县解放区进行惨烈大扫荡，全县八个区的干部和县委会都编成了武装工作队，县长任大队长，县委书记任政委。这时党校也解散了，都加入了武工队，共有三个中队，我在二中队当通讯员，由30团郑维山派来一位营长帮助武工队工作。武工队的任务是碰见敌人就打仗，平时就做敌占区群众思想工作，每到一个地区，就向群众解说“日寇快完，苏德战争中在斯大林格勒消灭德军50万，太平洋美国也向日军开战了”，提高群众战胜敌人的信心。

我第一次参加战斗是1943年3月的一天，当时在行唐县杨段庄村与日寇遭遇，我们武工队占领一片坟地，我依托一棵柏树向日本鬼子射击，战斗中我被鬼子的一颗子弹击中头部。卫生员取出子弹后，先送我到南桥村养伤，后经武工队负责人闫存介绍，又来到范家佐村党支部书记范明志家养伤。当时嘱咐我：对外人就说头上长了疮，不能说是枪伤。我在范明志家住了一个月，闫存书记到村里来看我，临走时给我改名为胡小三，为保护我，又让我认范明志为义父。伤好后，就在范家佐村罗家干农活，村里人以为我是扛活的，都叫我小三子。

范明志，幼名范小黑，1916年生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参加本村抗日活动，任抗先队队长，公安员。后受党组织委派，以卖小鸡、卖糖瓜为名到敌占区打探敌情，为我地下党传递情报，经常步行肩挑一二百斤货物到石家庄、阜平等地。1947年前后历任治保主任、支前队长、贫民团副团长，1958年后连续兼任支书、社长，号称“双天官”，是创办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农业社的主要领导者，还创办了第一个集体副业马蹄窑砖厂。1975年后任村委副主任、调解主任，直到病逝。范明志为人正直勇敢，始终把穷苦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民众中拥有极高的威望。

1944年春天的一天，范明志得到消息，敌人已知道我是小八路，就让我连夜赶快离开范家佐村，义父先送我到口头村，后转到黄安、南台县委驻地，还给了我5元钱作为生活费。

跟随草明，认识毛岸青

我回到县委会后，武工队已经解散了，最后我又回到县大队通讯班工作。这时的大队有三个连队。1945年10月我随县大队一个班，护送县长左智和农委主任赵保秀共十多人到晋察冀中央党校去学习，到了张家口市，我被分到晋察冀中央局通讯班工作，每天给晋察冀中央局首长送报纸、信件。

有一次去给聂司令送报纸，门口都有站岗的哨兵，我走过去正遇上司令夫人张瑞华，当时就喊：瑞华，这是你家的报和信，您收下吧。（很多人都偷笑）瑞华笑说：你这么大点的孩子，也叫我的名字？在座的各位首长都说小胡也没叫错，你的名字就是“瑞华”呀。大家都笑，我也感觉不礼貌了,当时草明同志也在跟前。

过了几天，人事科长叫我给一女作家草明同志当警卫员，一说是女同志我心里就不想去，科长说草明同志是指名要你去的，不去不行。后来一位同志护送我到了张家口市振华旅馆，草明同志看见我来了，很高兴，握住我的手说，小鬼多大了？我立即回答说17岁了，她说你跟着我工作，有空教你认字，今后会有前途的。那一年，草明33岁。

草明（1913.6.15—2002.2.16），原名吴绚文，生于广东顺德。在广州读中学时，即接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1932年开始文学创作，参与欧阳山创办的进步刊物《广州文艺》的编辑工作。因揭露旧制度被通缉，1933年逃往上海，并加入‘左联’。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理事、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建国后，历任东北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联第二至四届委员、中国作协第一至四届理事。作品题材多以工业建设为主。她以写工人阶级题材的小说而著名，在我国的文学史上有一席之地。《原动力》《乘风破浪》等小说都是反映我国工业战线事情的。在新中国的文学史上,草明已经成为了工人题材小说的代表性符号。她因出版了新中国第一部反映工人阶级精神风貌的经典作品《原动力》而成为新中国工业小说的拓荒者，作品被译为10多种外国文字。1950年写出长篇小说《火车头》。以后两年主持东北作协工作。1954年落户到鞍山，在鞍钢炼钢厂党委工作。1959年出版长篇小说《乘风破浪》。“文革”中，遭受四人帮的迫害。她是我国一生都在写工人的著名老作家，1987年被全国总工会授予五一劳动奖章。是第二至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一个月后，我跟草明首长又回到张家口中央局，这时正值四八烈士追悼大会，1946年4月8日，叶挺、秦帮家、王若飞、邓发由重庆到延安途中飞机碰山都壮烈牺牲了，特别是叶挺一家人，妇人还有孩子。我们在1946年4月10号在张家口市开了追悼会，由肖华司令员致悼词，参加大会的有万人以上，大家都掉下了眼泪。

1946年5月9日，我与草明跟随党校校长古大存带工作队共有三百人向东北进发，从张家口出发，经张北、赤峰、内蒙、白城子等地，6月中旬到达哈尔滨，我们到了哈尔滨东北局，帮助中国妇联主席蔡畅工作，我也在那个警卫班居住，到1947年8月草明首长随从妇联主席蔡畅同志到齐齐哈尔黄克诚司令员和夫人李华同志处，在那住了五天又到吉林省委驻地白城市，受到省委书记陶铸及夫人曾志的接见，五天过后又到北安市东北军政大学，看望了何长工校长，受到男女师生上千人的热烈欢迎。后又去北安六区看望烈士李兆麟将军夫人金伯文同志和他的两个孩子，将金伯文全家接到北安市，当时金伯文同志看到蔡畅主席，抱住大哭起来，我当时也掉下眼泪，把金伯文接到北安市，我们跟随蔡畅主席回到了哈尔滨市东北局。

草明同志住在蔡畅主席二楼上，帮助整理材料。9月底的一天，我们这些警卫员跟着首长到飞机场接人，飞机上下来一个人，是位女同志，当时林彪司令员、刘亚楼参谋长、李富春等领导都向这个女同志敬礼，并把她护送到东北局招待所居住。后来得知这位女同志就是贺子珍。

1946年冬天，东北战场在哈尔滨市成立了邮电总局，草明首长任秘书长，孟贵民任局长，到1947年五一草明的职务由李进接替，后我跟草明首长到牡丹江镜泊湖发电厂，去体验工人的生活，那里有一个警卫连队来保护电厂、职工和家属（因为前一年，也就是1946年有土匪抢劫了电厂）。我在电厂地里种了很多蔬菜，还到镜泊湖边上抓鱼，给草明首长做饭吃。有一天，一个工人跑到牡丹江公安局报告说宋鸣歧厂长是国民党特务。牡丹江电业局长就把宋厂长抓走了，这时草明首长也很担心，本来宋厂长是个劳动模范，我们在这儿是收集他的先进材料的，怎么会出这事呢。到宁安车加油时，我们和抓宋厂长的车相遇了，宋厂长大声说，草明同志，我是清白的，我什么都不怕。随后我跟草明首长也回到牡丹江。后来证明宋厂长是名符其实的劳模，不是什么特务。他后来先到省公安局，后又到公安厅工作。

1948年2月中旬，这时毛泽东同志的二儿子毛岸青由苏联回国，同时到的还有娇娇（就是李敏）。有一天，他们到蔡畅家来玩，我才得知女孩叫娇娇，小伙子叫杨永寿。经蔡畅提议和推荐，由草明给永寿补习中文课程，教他写汉字，因教学方法得当，永寿中文书写能力提高很快，毛主席还委托秘书写信表示感谢。半个多月后，草明给我一封信，叫我送到秘书处去，信封写着毛主席收，下边是毛岸青。我才得知杨永寿就是毛岸青。后来也才知道娇娇是李敏。第二天，永寿又来学习文化，草明首长外出开会了，我就直接和他说，永寿啊，我昨天算认识你了。他惊讶地说，咱们早认识了。我说，你昨天给父亲的信是我送去的。他哈哈一笑说，胡小弟你太好了，我也常到哈工大学习，有些同学也会问我家里情况，今后你要给我保密。我说，永寿哥，我一定给你保密，警卫员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保密，你放心吧。

过了几天，我跟着草明首长到宣化龙烟铁矿，这时候晋察冀党校也住在宣化，每天晚上我到学校学文化，晚上九点准时回来。有一次放学后，我到行唐县的学员班去看左县长和农会主任赵保秀等学员闲谈，到晚上十点多才回去，回来后草明同志批评了我，说你不回来我也睡不了觉，不知你出什么事了。

我跟随草明首长三年，她的言传身教使我学会了许多做人的道理，锻炼了我为人处事的能力。离开她后，她就像母亲一样关心惦记我。尤其是抗美援朝期间，因为打仗我没有及时给她写信，她就写信给我家乡的大哥，打问我的情况，并要求我一两个月必须给她写一封信，报个平安。

参加解放战争

1948年1月，东北局各部门首长的警卫员共有100多人，都到齐齐哈尔东北军政大学学习，当时东北军政大学在齐齐哈尔，校长倪志亮，政委吴溉之。1948年1月15号开学典礼，在开学大会上，见到了名誉校长林彪，政委吴溉之，和校长倪志亮。首先讲话的是林彪、罗荣桓，我记得那天很冷，有零下38度。我到东北军政大学学习，又见到了毛岸青。我告诉他，我也来学习了。他笑着说，那太好了。第二天晚上，他赠送我一支钢笔和一个笔记本，日记本第一页写着：赠给亲爱的胡小弟，祝你学习积极努力，以优秀成绩回报组织培养，为国家做出大贡献。兄 岸青敬赠。可惜此笔和本在辽沈战役中丢失了。

这次在东北军政大学主要是学习连排长的作战指挥，投弹、射击、爆破、刺杀。原计划学一年，但因要准备秋季攻势，就提前于9月9日毕业了。最后考试，我的投弹是46米，射击三枪26环，爆破也有90分，指挥部队作战也为优秀，并发给了东北军政大学第十期毕业证章及证书。

我们在此学习的警卫员，都分配到前方野战部队。我到了东北民主联军二纵五师十四团，就是现在的39军116师347团，到部队后，上级领导认为我实战经验少，就分配到团警卫班任副班长，排级待遇。

后来团长为了让我们接受实战锻炼，让我们都参加了一线作战。过了农历八月十五，部队就从四平街出发，我团经半月行军，到达辽宁义县。城内有敌一个师一万多人，我们一个师和一个炮兵团。我们部队开始挖交通壕，挖得都离敌人地堡几十米远。我随团长看地型，政委作战前动员。经过三天激战，一万多敌人全部被消灭，我们也伤亡惨重。这次战斗，我团三营十连负责主攻，连长牺牲，指导员负伤。这个连战后被评为钢铁连。这次战斗刚结束，我听到一声巨响，是地雷爆炸，一辆小汽车被炸，我炮兵司令朱瑞在视察阵地时当场被炸牺牲。

义县战斗结束后，整编了国民党俘虏兵，休整了三天，我们部队又向锦州进发。打锦州我团任务是城内作战。城内每个道口都有敌人地堡。刚进城，我团任政委任茂如就负伤了，当时我也负了轻伤。我和政委的内勤警卫员刘生把政委抬到一个地堡内，我出去找担架。刚一出洞口，一群敌人向地堡冲来，我当即用冲锋枪把敌人打倒六、七个。政委问怎么回事？我怕政委担心害怕，就说枪走火了，没事。这时我们二营的人上来了，将剩余敌人全俘虏了。我把担架找来后，才告诉政委，刚才敌人冲过来，我用枪打回去了，因担心你害怕没说实情。政委说：“好！给你记一大功。”

锦州战斗后，我团伤亡1200多人，团长、政委、参谋长、主任都负伤较重，只有副团长是轻伤，还在指挥全团战斗。攻打锦州的战士共伤亡五万多人，歼敌十万多人，生擒敌人总指挥司令范汉杰。在这种极艰苦的情况下，我们还要向从沈阳过来增援的敌人开战。途中，接到情报：敌增援部队正逼近我师卫生部驻地。当时师参谋长汪洋正在我团，他让我团通知师卫生部立即转移。团长派我骑上他的马去送信。我立即快马加鞭前去，通知送到后，马也累死了。师卫生部刚转移，增援之敌就过来了。因为我及时通知，避免了师卫生部的伤亡。之后，我随部队途经大虎山、沟邦，又在新民县强行渡过了冰河，在苏家屯与国民党207师展开了白刃战，将敌全师消灭。战斗结束后，处理伤员，整编敌人俘虏兵，又向沈阳进军，到达新民县时，上级命令部队跑步前进，除了枪和子弹，行李背包一切都丢掉。可惜的是，我的大学毕业证章及毛岸青给我的笔记本也一块丢掉了。后沈阳全部解放，长春守敌起义。

之后，我们军在沈阳整训、补充兵源。这期间，又见到了草明、丁玲二位作家在东北日报上的文章。到邮电局一问，才知道她们住皇姑屯工厂。华君武、罗峰二位首长立即派车将我送到了皇姑屯，见到了二位首长，她们热情地招待了我。我给她们讲述了打锦州和义县战斗的情况。听完后，她们说，光看到胜利，不知道咱们也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当时，草明首长想从部队将我调回，我说，现在正动员打平津战役，战士们情绪很高，不能提出到后方的事。草明当即表示赞同，还送我二百元钱，让我保养身体。

经过两个多月的激战，解放了全东北，歼敌五十多万人，这时我们部队在沈阳驻军两个月之久，整编敌军俘虏兵，又等后方新兵到达部队后，开始军事训练。接着又动员打平津战役。1948年12月上旬，我所在的部队，经过二十多天行军，经潘阳到达天津外围。准备从杨柳青向东进攻天津。我们每天在战壕里随时准备开战。谈判破裂后，我军千百门大炮齐鸣，炮击过后，坦克在前，步兵紧跟，与敌展开决战。在天津郊区，村庄都打平了，从几岁的孩子到七八十的老人都死了，太惨了。经过20多小时激战，天津战役歼敌12万多人，我军也有很大的伤亡。战斗结束三天后，把缴获的各种物资移交给地方，我们又向北平进军，在北平外围备战。到春节期间，傅作义和平起义，不打了。

此后，我所在的部队在北平大兴胡家营整训，并将我所在的二纵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9军。时值1949年正月初一，过大年了，全军指战员过了一个太平的春节。

1949年4月，我们在胡家营村住了两个多月后，全团指战员到廊坊集合开会，动员南下解放全中国。在去往廊坊的途中，我们受到各村老百姓敲锣打鼓的热烈欢送。当部队开始出发时，男女老少都流着眼泪，依依不舍，希望我们信件联系。我们从胡家营出发南下，在蔚县又开了追悼会，悼念在1943年我团与日本鬼子作战中牺牲的156名烈士。之后途经河北、河南，湖北荆门，从湖北沙市渡过长江到公安县，又到湖南沅陵，准备打长沙。后来守军陈明仁起义，没打成。我军继续向南开进，在安江、洪江与白崇禧军队开战。敌人不敢打，节节败退，后来在安江消灭敌人一个营。随后我们到达武冈县，在那里驻军一个月，期间庆祝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后来又在广西罗成县宾阳镇与白崇禧再次交战，打过柳州，向南宁进发。经数天战斗，解放南宁。我们继续向南推进，经过隆安县时，遇到一千多土匪，交战中，无论怎么向敌人喊话，他们就是不投降。我军让当地百姓给敌人送信，说要打，到野外，别伤了百姓。结果，土匪外出时被我们趁机消灭了五百多。当晚，土匪派来三个人传话说愿意投降，让我军派两三人去接他们。第二天一早，派我和作战参谋张尚礼去。有两个土匪领路，中午到了土匪驻地。经与他们谈判，我俩把土匪残余六百多人带到了隆安县，当时我49军在该县驻扎，把土匪交给他们处理。接着，我们39军又开始北上，离开广西，步行到湖南衡阳，坐火车到河南长葛县住下，开始盖营房，做好要长期驻扎准备。

出了一趟国，参加朝鲜战争

1950年元月二十五日，朝鲜三八线开战。在开战之前，我国已偷偷派了四野的两个师帮助朝鲜。1950年7月12日，上级命令我39军向辽宁进发，到海城住下，开始紧张整训，作战争准备。

1950年10月23日，中央命令我38、39、40、42四个军，在保密情况下进发，都穿着朝鲜人民军服装，1950年10月24日晚过了鸭绿江，进入朝鲜。经四天急行军，到达朝鲜云山，这里有美军骑兵一师和陆战三师。我38、39两军开始与敌激烈交战，消灭敌一千多人。打坏敌坦克五辆，敌人尸体在公路等处躺卧着。到12月解放平壤。在火车站，美军留下的军用物资堆积如山，有弹药、各种罐头、大米、面粉等。因战斗激烈，物资供应不上，美军留下的这些东西帮了我军大忙。

后来我们又向汉城进攻，在汉城郊区富谷里战斗中，敌我双方伤亡都很大。当时要攻击敌人，走公路有一百多里，走山路，有八、九十里，我们一个团走山路，师参谋长薛坚强跟着我们116师347团，到达预定地后，经与联络员联系，得知此地有敌两个连。我们认为打他两个连没有问题。但到达现场后，在一个中学广场，发现敌人四十辆坦克，上千名敌人正睡觉。薛参谋长和团长李刚都很奇怪，怎么这么多敌人？经过突击我们一下抓了敌人一千多俘虏兵。派警卫连看着。接着与美国陆军一师、英国29旅和泰国团、敌骑一师、陆战三师继续作战。参谋长命令把敌坦克炸掉，并说被俘敌人要逃跑就枪毙。这时又抓住了敌对空联络兵。因俘虏太多，敌机总看着是他们自己人，一天里敌机都没打，光转圈。上午10点钟时，敌人又向我军进攻，前边一营来了两个通信员找一号首长，这是团首长的代号，说副营长牺牲了，营长，教导员也负伤了，战士们没有子弹了。团长说：回去顶住敌人。这时师参谋长插话说：回来，告诉你们副教导员，让一连长代营长指挥全营作战，从牺牲及负伤的人员身上搜子弹用，敌人上来，坚决打回去！再坚持两个小时援兵就来了，两个通讯员高兴地向首长行了礼回去了。

这时我正用小铁锹挖深坑，好叫首长隐蔽身体。忽然多发炮弹打来，烟雾过后，一看参谋长头部被弹片削去一块，当时只喘气，不说话了。我和他的内勤兼卫生员赵斌把首长抬到坑里，用毛巾沾着雪把首长胸前的血擦净，把我的帽子摘下来给首长戴上。这时天快黑了，38军来了，接替了我们。傍晚师长汪洋过来后，就问老薛怎么样？我说已经牺牲了。师长拍了一下大腿，咳了一声。后勤人员打扫战场，我们继续前进，占领汉城。按规定正团级以上的干部牺牲后，发回国内埋葬。薛参谋长葬在哈尔滨烈士公园，享年27岁。

50军到汉城南支援，38军在仁川一带驻下。刚过春节，是1952年2月，敌人又向我军进攻了。这时上级的战略是，疲惫敌人，消耗敌人，诱敌深入，最后消灭敌人。我们从汉城向地平里进军，敌人不备，被我师消灭了两个连。抓获三百多美国兵，缴获大小汽车30辆。美国兵很听话，叫怎么着就怎么着。后到了洪川，把俘虏交上去。之后66军接替我们军在那里守备，我们向春川后撤。夜间，我跟通讯参谋去看地形，半山途中，被敌炮弹炸起的石头打伤了左腿。当时走不了路，硬爬到山下。经查骨头没断。休养40多天后又回到师通讯连。当时我任对空联络班长。一天，师领导命令我与战士吴德山到七八里外通知347团，白天不再主动进攻，晚上准备向山下转移。一路，敌人不断打炮，我俩一前一后，拉开距离前进，以防同时牺牲完不成任务。到中途，敌炮弹炸后，我回头一看，吴德山两条腿被炸断。我立即用我俩的四个急救包给他包扎，但仍止不住血。他说：班长，我不行了，身上很冷。为不耽误送信，我安抚他忍着。当我送信回来，他已牺牲了。我用雪把他埋了一下，回来后向连指导员报告了上述情况。

我在师通讯连直到1952年6月，之后又到348团当军械参谋。我团守备在从金华南山，东到马良山，西至高望山，共约50里宽一个正面阵地上。每个山头都挖了山洞，四周都挖有交通壕。敌人每次进攻前都先打炮，步兵跟在坦克后面向山上进攻，快到山半腰，坦克上不去了，光步兵上。我们都是等敌人离我们战壕四、五十米远了，才开始用机枪、冲锋枪向敌人扫射，用手榴弹向下投向敌人，打得敌死尸一片。这一天敌人进攻七次，白扔下一百多尸体，寸土没占领。像这样的激烈战斗，从1951年到1953年整两年。这时敌人想从东西海岸登陆，听说还想用原子弹，我军在东西海岸都加强了防卫，挖山洞，贮备弹药、粮食，准备至少三个月断绝供应，也要与联军决战到底。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后不久，接到上级命令，让我们军回国，由47军接防我军阵地。这时我国已不愿再受苏联控制，交战双方开始就停战谈判。1953年5月6日，我们乘火车，过了鸭绿江，到达丹东。后又回到了辽宁海城。

至此战争结束，我志愿军为朝鲜伤亡几十万人。那年我25岁。

回国后，在1956年，我从黑龙江农场到哈乐滨太阳岛疗养院养病，在佳木斯等火车时，遇上一位老母亲带着儿媳妇和孙子。上车后我们碰巧又坐在了一块，得知他是黑龙江省华全县四马架村的，我问他们知不知道吴德山。老母亲说：那是我儿子，我们正在找他。又过了一会儿，我才告诉她，吴德山牺牲了，说后他们都哭了。我告诉他们，到辽宁省海城县39军116师通讯连，就会知道全部情况。

在农场，北大荒

友谊农场，这是1954年苏联政府援助建立的大型机械化谷物农场，是为纪念中苏之间的友谊，故命名“国营友谊农场”，也是至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农场。农场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冬季漫长而寒冷，最低温度都在零下30—40度，夏季短促而凉爽，还没有感觉到春秋季节就匆匆过去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此地是一片一望无际的沼泽地，常年积水，杂草丛生，方圆几百里荒无人烟。野草深处，活动着许多野生动物。大动物有黑瞎子（熊），狼，狐狸，狍子。小动物有獾子，野兔，黄鼠狼等。水深处有鲤鱼，老头鱼，水浅处泥鳅到处钻。天上飞的有大雁，长脖老，野鸭野鸡等。

1954年10月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关于建立国营友谊农场的决定》，并指定场址设在黑龙江省集贤县三道岗地区，任命王操犁（黑龙江省农业厅厅长）为场长。同年11月进行勘测设计，并选定三道岗东北8公里处作为总场场部，于12月21日举行升旗仪式，象征着友谊农场的诞生。1955年5月初开始开荒，到6月9日共开荒39．3万亩，当年播种小麦5．27万亩。总场下设5个分场（实行总场、分场、生产队三级管理），1956年基本建成，到1957年已拥有耕地45．5万亩，拖拉机97台、联合收割机96台、汽车60台，职工2360人，总人口5400人。1960年4月，撤销友谊公社，以友谊农场管理范围设置友谊县，实行“县场合一”管理体制。

1955年1月，我从39军116师348团二营以管理排长职务转业到黑龙江省友谊农场。国家很重视友谊农场的建设，所有部队军官都降级使用，友谊农场场长由省级干部担任，分场场长由师级干部担任，队长由团级干部担任，营级干部担任组长，我们连排级以下的就都参加生产劳动了。

一月正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刚下火车，寒风一下子就把身上穿的棉袄棉裤打透了，真是寒风刺骨，也只有到了东北才有这种感觉。当时友谊农场总场下设5个分场，我被分到一分场。先是住在老乡家里，我从机车助理开始学起，1955年初，我们主要以开荒为主。刚从部队转业，仍然保持军队战斗姿态，工作雷厉风行，吃苦耐劳，起早贪黑，总是更快更好地完成各项任务。别人一天能耕作2—3公顷，而我耕作3—4公顷，是别人的两倍，第二年我就被提为机车长。

我们总是和时间赛跑，东北夏天，天长夜短，那我们还是夜以继日地苦干，就想着为国家多开荒、多种地，多打粮食。在大草甸子里开荒，必须戴上蚊帽，把整个脸和脖子都罩住，否则蚊子就会密密麻麻地落满一层，根本干不了活。还得注意保养好机车不出故障，要是机车趴窝了，干劲再大也白费了。我从1940年参加革命工作，就连年战火不断，是整天冒着生命危险过来的，现在，虽然艰苦，但是没有生命危险，很踏实，就是苦一点、累一点，也甘心情愿。我带领的机车组连续三年被评为总场先进机车组。

冬天机车不能作业，那就挖沟排水。1956年，我们开始挖沟排水，兴修水利，都是人工作业。冬天用镐头刨开冻层，再用捅锹（加长的铁锹）挖出没冻的土方，天寒地冻，人们却要脱掉棉袄，甩开膀子挖土，还满头大汗，又不能不戴帽子，否则耳朵冻得受不了。自1955年春到1957年秋，我们艰苦奋斗，从刚建场时的两万公顷地发展到百十来万公顷地，挖大小排水沟数百条，由五个分场扩展到十二个分场，我工作的一分场改为三分场。

1958年10月，集贤县的兴隆、三道岗、七星、友林4个乡和套河乡的3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归友谊农场，成立友谊人民公社，实行“社场合一”管理体制。

岁月的流逝，不要忘记一个溶入历史长河的特殊群体，十万复转官兵。他们都很年轻，年龄普遍在二三十岁，他们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炮火硝烟中英勇杀敌，建功立业，而当祖国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毫无怨言，意志坚定，来到茫茫荒原，投入到北大荒的伟大事业中。他们曾用鲜血与生命创建保卫共和国，更以青春的汗水，浇醒沉睡万年的黑土地。为了新生共和国的生存，刚离开战场的解甲雄师，又集合成一支奉献之旅，昂扬出征。

王震将军大力支持农场建设，从山东调来农二师，湖南调来林三师，江苏调来农四师，又从山东调来了大批支边青年，分布在友谊各个角落。人们只好盖草房，搭窝棚，居住条件很差。很多转业官兵都是带家属一同来到北大荒，在这里安家立业的。我也在这一年结婚了，当时30岁。十几家挤在集体宿舍的一铺大炕上，家与家之间只是用席子隔开。

东北的冬天，机车不能下地耕作，我们还要支援其他省份开荒任务。1959年11月，黑龙江省各个农场的机车，被调到湖北武汉开发汉口市东西湖农场。因为那年湖北十个月没有下雨，整个湖水都干了，东西湖东西长80华里，南北40华里成了一个大平原。黑龙江农垦局调去一百多台机车，我们也是其中的一台。我们在那里的工作同样出色，四次被评为先进机车组，受到湖北省农业厅的表彰。1960年3月，我们完成任务，准备回友谊农场时，湖北当地领导几次找我谈话，想把我留下，在那里工作。1960年正是国家困难时期，各地的人们都在找工作，有一份工作是相当不容易的。由于不太习惯那里的生活，我就没有答应。

回到友谊农场后，分场领导找我谈话，说我来到农场，一贯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在湖北工作突出，贡献大，提升我为三队机务队队长，同年五月又升为三队党支部副书记。

1960年12月，为了农场建设，我又被调到双鸭山林场，带领八九十台机车，往下运木头。三队党支部书记徐国暜，找到分场张忠孝书记，反映我家的情况。当时我女儿刚出生，大儿子不满两周岁，家里实在是离不开。张书记又亲自找我说，山里的任务很艰巨，必须要有可靠的人才能胜任这项工作，这是总场点名叫你去的。你放心去吧，家里的困难叫连队解决，一定会照顾好你家里的。为了顾全大局，我只好听从组织分配。到深山里，三百多人伐木，八十多台拖拉机往下运送，为农场建设储备木材。

做基层领导工作

1961年1月，我被调到分场机械厂当支部书记。先后在一队、后勤担任书记或队长。

1966年3月，到九队任支部书记。刚来到这个连队时，有三百多垧地，两结合分配制，也就是粮食产得多，职工多挣钱，粮食生产得少就少挣钱，我们领导干部就拿死工资，我当时每月54元。职工每月先借22元生活费，等秋后根据粮食生产情况再分配。为了使连队职工生活得以改善，我们队除了耕种现有的耕地外，又开垦了三百多垧地，当年就多打了五百多吨粮食，加在一起，利润有三百多万元，职工每月能得六十元钱。工人们高兴地买了自行车，缝纫机等家用机器。看到职工多得了钱，真是比自己得了钱还高兴。工人们一再称赞我们支部领导好。

多得了钱，工人们更是干劲十足，我们修连队的路，都是利用晚饭后、早饭前，趁着天亮赶出来的。我当然是一马当先，挑担挖土，干在群众前头。群众对我无比信任，这一点在文革期间得以证明。1966年至1968年，正是文革高潮时期，很多连队停下生产闹革命，而我们九队还是照常生产，虽然也写大字报，批斗地富反坏右，可是走形式的时候比较多，声势也比较小。我一再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要正确理解上级的意图，虽然我当时也不理解为什么要批斗那么多有功劳的大干部。但是我总觉得这样下去肯定不对，行不通。就把职工往我认为正确的方面引导，由于群众对我的信任，大部分群众还是听我的话。文革期间还是比较稳定。如今碰到九队的职工，他们还提起我们当年的干劲，当年的领导作风，“你们领导处处为职工着想，尤其是你，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一点也不差。有一年分豆秸，你先让职工分，到你家时就没有了，你就自己去草甸子里打毛草烧，我们现在还记得你的好呢，没有一个职工说你不好的。”

1968年3月，调我到七分场66连工作组去工作。刚到那里就听说，这个连队的队长杜广恩想夺权，是个走资派，武装部已经批准要斗他。我走访群众，了解情况，职工反映说杜队长是个大好人。后来得知杜队长一边抓生产，还得一边抓学习，因为他不在队里住，家离连队又远，早晨工人们六点多钟上班，他八点才到，下午六点下班，他五点就走了，群众对书记很不满，说他不干活，白吃人民的饭。我知道杜队长要是不管学习，就没人管了，根本不是想夺权，不是什么走资派。在大会上，我为杜队长澄清了事实，群众掌声雷动，高呼：毛主席万岁！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万岁！抓革命，促生产！会后，反对杜队长的人对我说，你这么一讲， 杜队长斗不成了。

1968年5月，我的小儿子刚出生，几个月后，他母亲又有病了，我只好回家照顾，可是杜队长却不让我离开他们连队。说：你要是走了，连队就乱了，特别是哈尔滨知青和北京知青，要打群架。你是有正义感的人，立场分明，对错看得清，连队里不管老少都十分信任你，很看重你，也愿意听你的话。我们派两名女职工去照顾你家大人和孩子，你不能走。这样我只好留在连队，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分别做两伙知青的思想工作，解决了他们的矛盾，避免了他们之间的冲突。

岁月的流逝，也不应该忘记另一个特殊人群——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1966至1968年，从北京、天津、上海、温州、哈尔滨等城市来了几万的学生和知识青年，刚来到北大荒的时候，小的只有十五六岁，最大的也不过20岁左右，他们才从学校毕业，步入社会的第一步就来到了遥远的祖国边陲，为垦区的繁荣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把自己最宝贵的青春财富献给了北大荒。

1968年，组建生产建设兵团。将友谊农场编为第三师第十八团，我所在的三分场为三营。当年5月，在召开连以上干部大会时，有一位老首长，坐在主席台上，人们说他是咱们兵团的一把手，我一看，这不是打锦州时我们团的任政委吗？我忍不住激动的心情，大步走上主席台，走到任政委跟前就说，任政委，你还认识我吗？打锦州时，你负伤了，在地堡里，我去找担架，出门时敌人冲上来被我击毙了。任政委大喜，笑着拉住我的手说，你叫胡焕林吧？是个英雄，你立大功了吧? 我不是说给你记一大功吗？我说，我没有跟连里讲这事，没有记功，功臣不就是个名头吗！嗨呀，应该立功的呀。这时轮到政委讲话了，我说，你忙吧，就往台下跑，政委热情地大声说：我祝你们全家好! 这时台下一片掌声，所有的干部们都为我们的重逢热烈鼓掌。后来他到我们分场检查工作，找过我，正好我不在。再后来我也曾去兵团司令部看望他，他当时想调我到兵团总部工作，但因我当时孩子还小，爱人有病，不便去，就谢绝了。

1973年9月，国务院批准正式撤销友谊县。1976年2月，撤销生产建设兵团，恢复友谊农场，隶属红兴隆农场管理局。1984年12月，仍以原友谊农场场区范围恢复友谊县，是个纯农垦企业的农场县。1992年，总场下设11个农业分场，全场总人口12.5万人。

我先后又在三分场八连、后勤连任指导员，机关仓库当主任等，在各处，都受到领导和群众的好评。

我幸运地见证了友谊农场的成立，参加了友谊农场的建设，经过几代人的奋斗，从一片沼泽到万亩良田，从荒无人烟，到繁荣昌盛，我为我是建设者其中的一员而高兴和自豪。

到1984年5月离休，我为共和国艰苦奋战了45个春秋。

据有关方面统计，在北大荒的开垦中，有12000多人长眠于辽阔而富饶的北大荒，将生命永远奉献给了这片神奇的黑土地，而这仅仅是整个黑龙江垦区故去者的一部分。在长达六十多年艰苦创业的岁月里，有五万多转业官兵、支边青年、知识分子、知识青年永远长眠在北大荒。

后记：本文主要由胡焕林本人2010年口述及2011年笔录汇总而成，期间胡维芳、博源和赵欣都做了很多工作。为尽量摒弃模糊不实记忆，最大限度地还原事实原貌，最后由花克强走访核实了部分事件和人物后综合修订成文。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铭记一切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做出贡献的英雄们，要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关爱英雄，要号召全体中华儿女发扬英雄的精神，继承英雄的事业，戮力同心，不懈奋斗，不忘历史，继往开来。该回忆录的意义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