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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乐年华

滕雨峰

 

       1968年8月,正值上山下乡动员高潮,父亲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哥哥、姐姐和我三个初高中毕业生,面临着抉择。为了一家人不分开,母亲和年仅十二岁的妹妹随我们一同下乡。在丰宁坝上众多知青户中,出现了我们这样一个三名知青、两名家属的特殊户。

       我们插队后约半年,报上才有了《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才有了一批下放户。

       插队数年,经历颇多。回首往事,苦乐交集,摘取一些记之。

 

 

我和牛

 

       在坝上六年,和我感情景深的是牛。过去二三十年了,到现在我仍能一连串说出生产队许多牛的名字:大犄角、大黑牛、花腰子、晚骟子、小花牛、青秃子、黄秃子、豁耳子……而且一提到它们,我就非常激动,有说不完的故事。

       我们到坝上最早接触的牛是花腰子,这是一头十分勤劳又非常听话的牛,几岁小孩都可以驾驭。我们村没有井,用水要到二里地以外用水车拉。我第一次使用牛就是用花腰子拉水。花腰子为全村出力最多,也最让人喜爱。可是,有一天它的后腿劈了胯,一瘸一拐地在村里转。又过了几天,它便整日趴着起不来。兽医来了没法诊断,大家决定把它抬起来。人们用绳子兜住它的肚子往起拽,一个当时被管制的五类分子老三和我手拉手在它脖子下往起抬,两人一使劲,只听咔的一声,我的右胳膊腕子被抻坏了。我疼得连忙大喊,老三有些聋,喊了好几声他才松开手。自那以后,我的腕子有了伤,经常发作,直到现在,一不小心就疼起来。

       花腰子没用了,被卖给了外地饭店,成了盘中菜。大家都想它,提起来就叹息。

       坝上的牛,是最苦的牛,冬天的山上,没有多少草,它们要吃饱肚子很难。如果被套上车干一天活儿,更没有任何自由,因为是集体财产,不少人用完牛一拴便走,不爱惜牛。我曾经当过一阵饲养员,我队的规定是干活儿的牛由使用者喂,其它牛才归我管。当我看到干活儿牛吃不上草,总是一次次地添草料,夜里也睡不安稳,看到它们吃饱喝足了,我才放心。

       黄秃子是牛群中比较难调教的牛,套上车不干活儿,弄不好还会出事儿,谁都不用它,可我把它喂熟了,试着用它套车拉水,非常听话,我甚至可以骑上它(坝上的牛都是不让骑的)。后来它就成了队里干活儿的主力牛之一。

       可是好景不长,大约有了一年多,黄秃子得了病,瘦得不像样子。什么活儿也干不了了。每天四肢无力的在村内摇摇晃晃地走。那时我已不当饲养员了。见到它总是爱抚地摸摸它,它还认得我,用深情的目光看着我。到后来它已一点儿用也没有了。兽医也没办法治,它又没有花腰子那么肥,没人买。队里决定杀掉它,杀它那天,人们围拢着,我没敢上前,听到人们给我讲述杀它的情形,我流了泪。也许,它那时会盼着我出现,但我能够救它吗?说来也怪,那天分肉,偏偏把牛头分到了我家。这就是牛,这就是那个时代作为集体财产的牛,吃得是草——甚至都常常吃不饱——流的是血!辛勤劳动一辈子,最后肉还要被人享用!我难过了好长时间。第二天,我还是参与吃了它的肉,不知在九泉之下黄秃子会怎么想,会怎样看待我。

       豁耳子年轻体壮、力气大,干起活儿来十分猛,可它脾气暴,不好驾驭,人们常常不愿用它。一次,我用它去拉水。我家人都心疼牛,每当水车快到我家时,大家都出来帮一把。我家房前的路是上坡,这时有人在后边推,有人在前边拉。我一手牵着牛,一手在旁边帮助拉牛鞅子。豁耳子也来了劲,速度很快地往坡上拉,眼看到家门口了,不知是生气了还是兴奋了,豁耳子一使劲,把低着的头猛地一扬,牛角刮着了我的绒衣,挑了个大三角口,牛角紧贴肚皮划破了一道伤。好险哪!如果牛角再偏一丁点儿,挑进我的胸膛,也许今天就会是别人写文章回忆我了。

       记不清哪一年,正是冬天大雪满山的时节,一天晚上,副队长来找我,告诉我牛倌的儿子在放牛时,在韭菜地一带丢了一头牛,让我帮助去找。同去的一个是牛倌房永富本人,另一个是社员王德。碰了面,我们三个人就出发了。走了四、五里路到了韭菜地,这儿地名叫韭菜地,但并不是菜地,而是荒山野岭,丢牛那一带没有路可走。夜里天黑,手电光又射不太远,有很远一段三个人在齐腰深的雪地里摸索前进,鞋里、棉裤管里灌满了雪,两个袖口也都是雪,腰间也不例外,身上出满了汗又冻上。雪与汗水冻在一起。好不容易找到了牛,但由于牛腿受了伤,不能站立,无法动。我们三人在雪里挣扎都很费劲,更无法把牛弄回村,只得返回。

       半夜到了家,一身棉衣裤、衬衣裤全都湿透了。外面冻成了冰壳。棉鞋和毡袜也成了大冰坨。手和脚都冻僵了。妈妈见了心疼极了。我连忙脱掉所有的衣服,钻进被窝。妈妈给我沏了姜糖水。抓起衣服一抖便掉出不少冰雪块。她为我烤衣服烤到第二天中午。那时我大约十七、八岁,居然没有病倒。后来那头小黑牛怎么弄回村的我就不知道了。可雪夜找牛的情形至今还十分清楚呈现在眼前。

       秋冬,打完粮食,队里要背着上级搞一次集体大吃,队里出面出油炸大果子。全村人聚到一起,随便吃,但不许拿走。我吃着大果子,想起了牛。趁别人不注意,从屋里拿着一个大果子边吃边往外走。旁边就是牛圈,我把大果子撕下一块一试,被牛吃掉了,我就把果子分给它们吃,这时几个村里的小伙伴看见了也纷纷效仿。看到牛辛苦了一年,也能吃一块大果子,我们都十分高兴。

       离别十七年,我再次回到坝上插队的小山村,那些牛都不在了,只有那些故事,永远留在我心里。

 

 

风雪余生

 

       坝上的冷,似乎无法用语言来描述,过去人们常说零下40℃,用来形容坝上或许不过分。冬天在外边干活儿,隔着手套、棉鞋,手脚冻得生疼,小风吹到脸上像刀割一样。坝上人大都是皮袄、皮裤、毡疙瘩,皮帽子、皮手套,但仍然个个冻得鼻涕眼泪直流,那形象就别提了。冬天在井边打水往车上倒,水被吹到脸上,立刻冻成冰,至于衣服溅上水就像挂满珍珠玉石,我们住的房子冬天屋内墙面的霜有一寸厚,一冬都不化。睡觉时,冻得睡不着,常常是好不容易睡着了,一会又醒了,腿冻得抽筋。于是马上就得蹬腿,按摩,过了劲儿再睡。早晨醒来被头一层霜,睡觉冻得脑袋疼,常戴着皮帽子睡。这些现在想起来,自己都有点不信。我们养的猫,有一天晚上出去一会儿,回来像发疯似的闹,耳朵被冻坏了,过两天冻坏的部分脱落了,成了秃耳朵。猪也如此,两个耳朵都冻掉了一少半。屋内水缸每次取水都得现凿,过几天便冻实了,需烧开水烫。

       坝上冬天最厉害的是白毛风,刮起来风雪弥漫,呼号怒吼,几天几夜不停,对面不见人,在严重时,邻居之间串门都找不到门口。在这样的天气里,人们就停止一切活动,躲在屋内。这样的天如果赶在外面,时间长了,找不到人家,被冻死是不奇怪的。常听社员讲冻死人的事儿。

       这样的情形到底被我赶上了。那是1974年,我已经上坝近六年了,在乔家围子大队学校当民办教师。一天下午我有事从乔家围子到高家湾去。两地相距约五里地。和我碰在一起同行的是当地一个五十多岁的供销社售货员,名叫刘义山,因为服务态度不好,社员给他起个外号叫刘三。刚一出围子,就起了风。开始我们没太在意。可走着走着,白毛风大了,天昏地暗。往远看茫茫一片,什么也看不见,方向无法辨别。我们走的路,本来就不是什么好路,加上雪的掩盖,就分辨不出路和田地,一会就转了向,往前走觉得不对,想往回返,哪儿是回去的方向呢?出发时没觉得太冷,我们都没穿大衣,温度骤降,把我们冻得浑身发抖。我们俩表面都故作镇静。互相说两句话,极力辨别方向。然而无济于事。一霎时,我心里感到了危险。当时我背个黄书包,这是我每天不离身的,里应外合面有我的速写夹子,有一幅刚刚起草的画稿。那时,我的美术创作热情正高,我想,我这幅画还没画完,难道我就这么完了吗?我才只有二十多岁啊!当人们发现我的尸体时,会知道我临死前想的什么吗?坝上老乡常说人冻死前的表现,会发疯地拣一堆石头,大笑做烤火状。我不知真假。这时我偷偷地看刘三。他那鼻涕已流出老长,冻到胡茬上,浑身发抖。他比我老得多,身体不如我。如果先出现了那个现象,我该怎么办?我又环顾四周,能看出去的地方有限,也没什么石头。我们两人进退无路,又不能也不想停下来,就试探着走,不时再返回几步,再试着走,只是想坚持着别停下,又幻想能找到方向……这样,前后大约有两个小时,我们已冻得坚持不住了,甚至有些绝望。我真想掏出纸笔写遗嘱,只是手冻得早已不听使唤。忽然,我感到风小一些了,视线能看得远一点儿,再过一会儿,风不怎么刮了,我们又看到阳光了。这时已是傍晚,远方,太阳压在山边,风住了!

       天不灭我!我激动得甚至想大喊,然而我没喊,只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其实,真要喊那会儿嘴已冻得不好使了。我和刘三两人冻僵的脸上都露出了笑容。这时我们才发现,我们和要去的地方偏离了方向。不知什么时候早就跑到离正路一二百米的山坡上去了。   

       我们都十分庆幸,幸亏开春了,白毛风刮得时间短。别说刮上几天几夜,如果再有两三个小时,我们肯定都成了冻死鬼。

 

 

“窃油案件”

    

       一年春季,有一天我从外边回到家,房门大开着。进了屋,屋中没人。只见我家盛胡麻油的大坛子被移动了位置,地面上还有不少油。再看坛子里,原来满满的油少了许多,油面上漂着一些胡麻糠。我非常奇怪,那时我们所在的坝上小村没有锁门的习惯,失窃现象极少,人们下地干活也就是把门关好,扣吊上插个棍,难道真有人偷盗?可除了油坛子异常,别的东西不少,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时,大家都陆续回来了。妈妈到柴禾园子取柴,发现我家大黑猪浑身是油,地上也是一片片的油迹。我一下子明白了,是大黑猪作的案!我们离家时门没有关好,猪拱开门进了屋,闻到油香,机会难得,拱掉了油坛盖,把油喝了个够。地上的油就是拱时洒的,所幸的是坛子没被拱翻个儿。猪嘴边残存的糠落到油里。而猪喝够了油,油在肚子里待不住,不一会儿,便拉了出来,在柴园弄得满地。猪在那儿打滚休息,所以又滚了一身。我的推理被大家认同。看着大黑猪的腿裆,这可真叫肥得流油了。那时,油是多么宝贵啊!这可是我家一年的油啊!对此,我又心疼,又觉得十分好笑。那年春节,我写的对联是: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看着对联,姐姐来了个发挥,说:这下可好,红雨随心——五六斤,青山着意——妹妹接着说:洒一地。大家笑破了肚皮。

 

 

不甘沉沦

 

       我自幼的理想就是当画家、当诗人,一心想上大学。文革上山下乡打破了我上大学的美梦,到了这荒凉的塞外坝上。    

       由于我家的特殊情况,在坝上比其他知青又低了一等。数年中,政治压力一直让我们很难抬头,生活的艰辛又不能不让我们拼命地挣扎。而在这艰难的环境中,那充满理想的青春,那好学上进的性格仍主导着我自强不息,学习奋斗。    

       家中原有一些书,文革中破四旧怕被抄家,自动烧了不少,剩下的一些就带到坝上,在繁重、艰苦的体力劳动中,能读一会儿书简直是莫大的享受。下地干活儿,我的背兜里装上一本在当时不能太犯歹的书、一个速写本。歇歇时,能画速写就画速写,不能画就看书。晚上,尽管干一天活儿累得有时走回来都吃力,但躺在被窝里也要看一会儿书。可那时的煤油非常缺,按人供应,根本不够用,全村社员家家晚上都不点灯,摸黑待着。我村有一个人在公社拖拉机站工作,便托他给买一些废柴油。这样,我晚上总算可以读书了。灯油中断时,也曾托人从承德买煤油。后来,队里买了柴油机,哥哥负责开,唯一的好处是能够得到点煤油。夜里,整个山村一片漆黑,只有我家的窗户亮着。看书看得太晚了,怕影响第二天上工,才不情愿地熄灯睡觉。冬天,轮到我放牛时,把牛赶到山上,披着皮袄在山坡上盘腿大坐,只露出一只手戴着手套拿书,看一会儿书再随牛群转移。

       我家的书,无非是三国、西游、唐诗宋词和一些历史知识的小册子,我都读得津津有味。有的书一遍又一遍读,实在没书看,就翻出我们的中学课本看。上中学时背得很熟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生命的意义那段话,让我一次又一次地战胜了悲观和懒惰。当时我在日记里、信里、墙上写得最多的话是鲁迅的语录:倘能生存,我仍要学习。   

       自家书太少,总想找书看。可那个年代,又在农村,借书是极困难的。我队有一家有些书,但在那种形势下不肯外借。我在长期生活中和他家搞好关系,得到了信任,他便肯借书给我看了。那些残缺不全的石印线装本,我却看得十分入迷。    

       在知青同学手中借书,也是看书的途径之一。到别的队知青点去串门,见到书就借。有一段搞“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大队民兵到处抄家。把抄到的书装在两个大篓子里,放到大队办公室对面屋里——这是一间小库房兼伙房。知青们到了大队,一两个人缠住值班的干部聊,另外的人就钻进小库房偷书,然后溜之大吉。这样的事儿,比其他知青地位低的我是不敢干的,但这些书不久就陆续地到了我的手中。多数同学看过后就不要了,而我和哥哥便把得到的书保存下来。    

       不久,抄家快抄到我家了。有人偷偷告诉我们近几日注意。我和哥哥犯了愁。我家任何值得抄的东西都没有,只有几本书舍不得失去。转移到其他知青手中,怕连累别人,也怕有人告密;藏在柴草中、猪圈里都觉得不安全。于是便学着电影中的样子,黑夜里在墙外挖了一个坑,把书装到一个小缸里,上面扣个盆,埋入地下。然后,就等着来抄家。每天夜里听到狗叫,就以为来人了。但不少天过去了,抄家风头已过,终究没人来抄。事后听别人告诉,有人在大队商量此事中为我们说了好话,毕竟我家还挂着知青的牌子。抄家的不来了,埋了多天的书被我们挖了出来。可是发现盆在埋土时移动位置,闪了一个缝,下雨时缸内渗进了水,一些书沾了泥水。直到现在,这些书的泥渍仍保留着。

       和别人借书,还了后便再也看不到了。于是就抄。全本的《西厢记》被抄了下来;黎锦熙的《汉语大辞典》,从头至尾翻一遍,把入声字全部抄下来;匈牙利小说《奇婚记》记了好多页的故事梗概;《唐五代词》抄了好长时间,仍抄不完,后来发现书主对此书并不十分当回事,于是就打个招呼不还了。许多书都搞了摘抄,《迎春花》、《红岩》等写了不少读后感,对《军队的女儿》和邻队的同学还写了不少书面讨论的信件。有一位同学手中有美术书《素描教学》,我便借来抄。这个任务太繁重了,除了文字部分要抄下来,里面的各种复杂插图也要全画下来,有的图要好几天才能画一幅。我借了这本书有半年多,但时间有限,终究没抄完。当我知道远在凌源的表弟能借到《笠翁对韵》而我却无法看到,便求他给抄下来用信一次次地寄给我。有一次求市里一位朋友用笔记本抄的普希金的诗,邮到了大队,一个大队干部交给我时,早已不知被谁打开过了。他告诉我他已看过,幸亏该人还较开通,没有多事。    

       不仅抄书,背诵也是当时下了一些功夫的,诗词、英语、美术知识都背。早晨上工前,干活儿休息都要背一点儿。后来我当了民办教师,每天都要步行到八里地外的大队学校,晚上再返回。路上,很难遇见一个人,这可是背书的极好机会。手拿着书,看一眼,背几遍,这样边走边背,路也不显远了。积累起来,收获也真不小。那时背的诗词到现在仍能上口。    

       在坝上的几年,想方设法看了和弄到许多书。其中有不少名著好书,也有一些一般的甚至较低档次的书。《牛虻》是我非常喜爱的一部小说,我读了好几遍,那时我正年轻,身处困境,读这本小说,对我的成长帮助极大。

       在那个对知识十分贪婪的年龄,总想多学一点,尤其想系统学点知识。于是就把课本全翻出来,学文言文、学数理化、学外语。那时根本没有上大学的可能,只是自己愿意学。学外语我非常有兴趣,先是学自己的中学课本,后来往北京外文书店寄钱买书。因为外语自学很难,便与承德的老师写信请教。1973年,北京广播电台办起了英语讲座。可我没有收音机,只能按教材自学。有一段,每天晚上到一里多地以外的邻村知青户,听他们的收音机。过了好长时间,我家终于买了一个旧收音机,便坚持学下来,直到离开坝上。那时尽管什么都不懂,但什么都想学。写诗、写小说、写歌曲都尝试过。当然最主要的是学画,画画是我自幼喜爱的。上坝后,学画是十分困难的,首先是时间太少了。有人说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其实,我们多半是日不出就作,日落了还不息。想画风景色彩画是不可能的,对着我的那些画具,我曾落过眼泪。然而,我并没有因此放弃学美术。上工时背着书包,里边带上书和速写本,别人歇着我就抓紧画几笔。偶有变天不上工,就在屋里学画。冬天,即使有时间,也不能在外面画写生,带着热水出去,一会儿就凉了。涂在纸上的色冻成冰凌,笔尖一会儿也成了锥子。在屋中画画还得时常用嘴呵气,用火烤。当时尽管能弄到一些废柴油,但仍然不充足。一年除夕,按坝上的规矩是一夜不熄灯,这下我有了灯光,在油灯下一画就是一夜——在油灯下画,色彩看不准,只能靠判断。废柴油烧起来满屋都飘着黑烟子。到早晨,我的脸上,身上都落满了烟子,鼻孔边最多,像两撮小胡子,一照镜子,简直像鬼脸,别人来拜年了,先赶紧擦洗。   

       由于生活困难,美术工具买不起,画箱、调色盒和部分颜料是我自己制的。尽管困难,我仍然坚持着学画。1972年,与县文化馆取得了联系。地区、县有美术活动,我就参与搞创作。在极困难的条件下,搞出一些现在看来很幼稚但有生活气息的作品,几次参加了地县美展。我的画在避暑山庄内展出了,向家乡人民汇报了自己的生活和成绩。同学、亲友们看了展出都十分高兴。后来,我当了民办教师,有了星期日,能有一点儿时间归自己,幸福极了。学习,创作条件也都有了好转。1973年,还出席了县文艺创作先进代表会。当然,当时叫“批林批孔经验交流会”。    

       上坝以后,我多次给报纸投稿,有《承德日报》、《河北日报》,甚至《人民日报》。稿件有美术、文章、诗。那时投稿,怕在大队寄邮丢了,我每次都要请一天假步行往返四十里地到区邮局寄。然而,绝大多数却无声无息。水平低当然是一个原因,家庭原因更为主要。《河北日报》曾多次回信,寄来书、本和大量学习材料。别人告诉我,曾有了解调查我情况的信件到了公社、大队。但了解后的结果肯定不妙。最终,《河北日报》没能发表一次作品。只有《承德日报》发表了我的几幅画。

       1974年夏,招生的机会终于轮到了我,我被选入河北省工艺美术学校学习。这是形势、政策变化的结果,是老师、亲友关怀帮助的结果,当然也是我几年来自强不息、学习奋斗的结果。那时的招生形式是“座谈”,我充分运用几年学习的知识演讲,招生老师当即表示讲得好。在县里集中考美术时,我的卷子被评为第一。

 

附:插队时所作诗二首

 

除夕

 

1972年春节

 

同乡除夕聚一堂,共叙友情共举觞。

雪窝之中迎春到,谈笑风声似在乡。

 

注:插队期间,许多知青都把我家当成自己的家一样。1972年春节,邻队三名知青未回承德过年,在我家住了好几天。

 

无题

 

1973年元月二日

 

冰室寒晨起,话夜有微凉。

乐待痉挛腿,笑谈被头霜。

 

[此文原载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年4月出版老知青文集《归忆青春》(主编:张爱萍、阎秀峰),而后承德知青网选用]


 

 

 滕雨峰艺术简历


       滕雨峰,1952年7月生于辽宁凌源市。1968年至1974年下乡插队六年。1976年毕业于河北工艺美术学校。1990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版画家协会会员,曾任河北省美术家协会理事、河北美协版画艺委会副主任、河北画院版画院副院长、承德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承德市文联创作室主任。河北省政府“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承德市连续三届“专业技术拔尖人才”。

       作品《老两口》获“第十五届全国版画展”金奖、“中国美术金彩奖”优秀奖、东京都“日中国际版画展”优秀赏(该展最高奖);《背负》获“第十四届全国版画展”银奖、第八届“河北文艺振兴奖”(河北省政府文艺最高奖)。《好年景》获“第九届全国美术作品展”优秀奖、“青岛国际版画双年展”铜奖;作品《苍生之三》2013年获“中国美术奖”提名;2014年获“第十二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获奖提名。1999年获“鲁迅版画奖”。获河北省燕赵群星奖一等奖一次,河北省美术展览一等奖或金奖五次。

       作品入选第八、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第十三、十七届“全国版画作品展”,中国百年版画展、北京国际版画双年展、观澜国际版画双年展等重要展览。作品多次入选文化部、中国美协等主办的展览赴美、英、日、韩、印度、南非、捷克等十余国展出。

       作品在《美术》、《美术报》、《中国版画》、《版画世界》、《东方美术》、《人民日报》、《波士顿环球报》等中外报刊发表和选入各类画集。2009年,作品《背负》选入中国美协主编《中国美术60年(1949—2009)》重要画集。

       作品被中国文化部、中国金彩奖组委会、上海美术馆、江苏美术馆、广东美术馆、河北美术馆、神州版画博物馆、青岛美术馆、哈尔滨版画博物馆、世纪坛美术馆、西南大学、贵州艺术学院、香港中文大学、美国纽约公立博物馆、美国伍斯特美术馆、欧洲木版基金会、日本信洲版画协会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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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21.08.31    来源:    查看次数: